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堪称中国南北辞书“双璧”。对于已有102岁高龄的商务印书馆来说，《辞源》是折现其历史、荣誉和风格的“金字招牌”。1983年，《辞源》修订本正式完成付梓。这部收录10万余词条，共计1200万字的大型辞书，修订过程的巨大艰辛超乎常人想象。如今，当年参加编纂的老人部分已经过世，但他们的心血倾注在《辞源》修订本中，赋予了那些看似没有生命的词条以活生生的血肉和情感。
《辞源》的编纂工作始于1905年，1915年《辞源》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，1931年又出版了《辞源》续编，1939年，正、续编含为一册印行，称为《辞源》合订本。1957年，毛泽东亲自提出了修订《辞海》的设想。很快，修订《辞源》的计划也被提上日程。经专家研究决定，将《辞源》修订成“一部阅读一般古籍用的工具书和为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用的，以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为对象的参考书”。1964年，《辞源》修订稿第一分册完成。正当第二分册已有初步资料，第三、四册的材料已有所准备的时候，“文革”开始，修订工作被迫中断。1975年，商务印书馆与广东、广西、河南、湖南四省（区）成立的修订机构一起继续《辞源》的修订，1979年到1983年期间，四个分册陆续出版，修订工作终于大功告成。
《辞源》的修订工程更是巨大而艰辛的，其1200万字的规模相当于《资治通鉴》的两倍。而《资治通鉴》只有王胜之一人读过一遍，《辞源》修订本却是被几位编纂者全文通读、全面加工，不仅仅是“看”，更是一点点地点勘推敲的。为了改变老《辞源》给人留下的“《辞源》无源”的印象，修订者们严格地查证每一个词条，补充了大量内容，其工作量极大极繁，更何况当时人手又少。因此，修订工作的领头人之一陈原先生后来曾说：“在1958年到1964年那样动荡的日子里，投入那样少的人力（仅仅几个人！），去实现大幅度修订的宏图，那种胆识和毅力是值得称赞的。”
许振生是编纂人员中唯一仍在岗工作的，如今已年过半百的他，当年参加修订《辞源》时只有28岁。说起主持修订的陈翰伯、陈原等几位先生，许振生说，他们极其认真，每次会议都按时参加，无论身体好不好，工作忙不忙。尤令许振生记忆犹新的是，早在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前，陈原老就已经在修订工作会议上提出了“七条原则”，其中特别指出不要受当时极“左”思想的影响，大胆打破所谓封、资、修的界限，科学对待古汉语中的艺文、典章、制度等词条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提出这样的原则不仅需要清醒的认识和学术良知，更需要极大的勇气。这“七条原则”成为《辞源》成功修订的重要条件。
《辞源》修订本的三位主编分别是著名学者、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吴泽炎、学贯中西的文学家黄秋耘和学识渊博的学者刘叶秋。许振生回忆说，刘叶秋先生曾因所谓的历史问题而得不到“干部”身份，从1958年到1980年，他一直以临时工的身份参与修订《辞源》，以其扎实的学问做了大量工作。他的辛苦不比别人少，而心理压力却比别人沉重。直到1980年，在陈原力争之下，刘叶秋先生才转干，得以正式的身份继续修订工作。
三位主编中，贡献最突出的就是吴泽炎先生。陈原曾说过：“没有吴泽炎，就没有《辞源》。”知情的人都说，这话一点也不过分。记者在许振生的办公室里看到一排占满整整一面墙的卡片柜，里面是吴泽炎先生为修订《辞源》所做的60多万张卡片，据许振生介绍，这些卡片是吴先生20多年的积累，共1000多万字，全都是他平日读书随手摘录的。这些卡片既是《辞源》修订的重要材料，也是古汉语研究的重要素材，吴先生多半生倾注在辞书修订事业中。据说，他的家中还有大量卡片，几乎占满了所有的抽屉。这些卡片后来曾被复印后无偿供给其他大型辞书编纂机构使用，其作用远远超出了《辞源》修订工作的范围。与吴先生同坐一个办公室长达17年的许振生对吴先生的工作十分了解，他说：“吴先生把修订《辞源》的工作看作自己的生命，全身心扑在这桩事业上。他曾经因脑血栓而致一条腿行动不便，但并未中止工作，一直坚持坐班，后来领导照顾让他上半天班，于是他午后便在家里工作，一直持续到深夜十一、二点。每个有争议的词条经他定夺，总能得出满意的结果；每个来源不明的字词经他查证，总能辨明源流，找到出处，如果没有吴先生的渊博知识和执著精神，《辞源》修订本在几年内全部出齐是不可能的。”
鉴于当时的条件，《辞源》的修订全部为手工操作，因此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不仅是一项强脑力劳动，同时也是一项重体力活。修订中最繁重的工作就是查找和核对书证，没有人知道编纂者们到底使用了多少种图书，大概只能用成千上万一词来形容了。许振生说，“我们平均每人每天要走好几十里地，就连腿脚不便的吴先生也不例外。”
巨大的艰辛换来辉煌的成绩。多年以来，《辞源》一直是作为商务印书馆的代表性产品，畅销不衰。1997年商务百年华诞前夕，李鹏同志题辞：“辞源开新宇，名著集大成”，再次肯定了《辞源》的地位。吴泽炎先生曾经说过，《辞源》修订是一辈人接一辈人的事业，是永无止境的。也许我们更应该说，需要延续和继承的不仅是修订工作本身，更是老一辈学人坚毅执着的精神传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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